凤凰:回顾梅艳芳时期乐坛：艺人包装还没有成熟模式(图)梅艳芳 现如今，已经很难再看到梅艳芳这样如此认真投入的艺人，也很少有人做到如她一般，歌声中的情绪有起承转合，歌声中的故事有跌宕起伏。 初出茅庐：广播道 80年代，香港艺人很多都会选择在广播道附近住下。一来离日常工作地点近——不足一公里的广播道上集中了丽的电视、无线电视、佳艺电视三家电视台，以及香港电台和商业电台，因这里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小山丘，所以又叫“五台山”；二来众多艺人扎堆，相互来往也很方便。1982年，梅艳芳搬进了广播道和范信达道相交处的公寓金翠苑，一处小小500多平方尺的空间。 这里很快就成了梅艳芳和朋友们的聚点。当时亚洲电视的主持人洪罗拔刚刚从无线电视演艺班毕业，签约了无线电视台，在梅艳芳参赛前通过戴思聪的介绍两人认识，此时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告诉本刊记者，刘培基还未接受梅艳芳的形象设计时，梅艳芳有活动出席，他会替她来挑选。“给她买的第一套衣服是Apple的一套灰色牛仔衣，500港元。我们刚签约，没有开工，每月只是1000多块钱的薪水，所以也算价格不菲。”梅艳芳黑瘦的外形和曾经歌女的经历已经让香港媒体隐隐感到她有陷入绯闻的风险。“有传闻说她手臂上有针孔还有文身，我在日本的时候特意给她买了一件背心，让她穿上后拍了个照片。没有给哪个媒体发布，只是自己留着，身边有朋友议论，好拿给他们证明。”那是密集的工作安排到来前，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罗洪拔回忆：“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几个朋友在凌晨时分喜欢玩粤语长片的配音游戏。为什么是粤语长片？因为说话速度比较慢，嘴形好捕捉。喜欢配谁就是谁，喜欢如何配就如何配。常常大家笑作一团，非常开心。” 80年代粤语流行乐的繁荣也离不开媒介之间的互相支持。这从唱片公司的歌手与广播道上几家媒体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冯应谦就告诉本刊记者：“新秀比赛后歌手是否走红，受到电视台和电台的歌曲排行榜与颁奖礼的影响尤甚。”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后来无线举办的一场“劲歌金曲歌曲颁奖礼”上，有两个人对奖项的争夺很强烈。一个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一个是陈慧娴的《千千阕歌》，大家都改编自同一首日本歌曲，各自拥有拥护歌迷。最终考虑到华星是属于无线的，奖项给了梅艳芳，可见当时唱片公司对颁奖礼的重视。 偶像诞生：华星唱片公司 华星唱片公司最早是在利舞台剧院里面办公。利舞台拆除后，就搬到了相隔不远的礼敦道1号。乐评人黄志华就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早年去取样片，要从剧院大堂前门穿进去，第一次去不知就里的，简直不敢进去。后来搬了位置，要从利舞台后门进去，我便很长时间都在“走后门”。签约后的梅艳芳时常会来这处办公地点，如果需要唱片录制，会去北角新闻大厦的星岛传音录音棚。 华星是无线电视的附属机构，早在1971年就已经存在，最初的功能是举办演唱会和无线代理唱片的发行。等到1982年，华星与无线合办了新秀大赛，选出了梅艳芳等一批新人，便成立了唱片部和经理人部门。在华星之前，唱片公司和经理人公司是分开的，华星将两个合二为一，在最初对公司和艺人是一种双赢局面：华星的后台是无线电视，因此拥有很好的平台和资源，旗下的艺人都有机会亮相于电视台或者参加相关的电视节目，而艺人收益中的佣金部分公司也能全部掌控。 回头80年代，如何包装一个艺人还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成熟模式。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教授冯应谦告诉本刊记者：“那时的偶像并不是凭空打造出来的。像梅艳芳是新秀大赛出来的，张国荣参加的是丽的电视的各场比赛，张学友在全港十八区业余歌唱比赛中胜出。他们各自脱颖而出后，唱片公司再按照他们身上特点来塑造。进入90年代后，打造偶像就变成一种流水线作业。此时唱片公司内部已经有了明确分工：有一些固定的词人和作曲人，按照某种概念很快生产出一批歌曲；专门的形象设计去改造歌手面貌；还有宣传部门去发展歌迷会去制造虚假的气氛。90年代末，观众就不接受这种自上而下打造出来的偶像，他们更喜欢和自己一起慢慢成长起来的歌手。”梅艳芳的幕后团队中，最核心人物是当时华星的总经理苏孝良。他为人低调，曾是钢琴演奏家，1973年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弗兰科-科莱里与女高音歌唱家丽娜塔-苔巴尔迪来香港演唱，他是他们的钢琴伴奏，同年他也开了两场独奏音乐会。之后他却告别演奏生涯，转做演艺公司经营。他为梅艳芳找来的是刘培基和黎小田，并给了他们充分的空间和自由来探索梅艳芳的潜能。 后来苏孝良就这样回忆当年邀请刘培基的经过：“我问Eddie（刘培基）为梅艳芳有没有可以做的？而不是仅仅培养一个歌手那样简单。两星期后，他约我在东方文华酒店见面，给我讲了一堆理论。当时歌手出唱片，都没有主题或者形象之类的说法，不懂得歌手的音乐要和造型相互配合，会产生1+1=3的效果。歌手的形象设计这个角色，就自Eddie开始。” 80年代正是粤语流行曲发展的黄金年代。朱耀伟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时期的创作氛围非常自由。因为大的背景上看，没有进入‘滔滔两岸潮’的年代，即内地市场没有开放，台湾的流行歌曲还是一种土土的感觉。卡拉OK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因而此时歌曲创作还没有出现如黄霑所说的‘为了迁就卡拉OK顾客，在音域上收窄’。更重要的是，市场学也没有那么发达，歌手有机会在曲风上有不同的尝试。” 伦永亮1986年和梅艳芳认识，1987年正式与她合作，为她写曲。当时伦永亮也是华星的签约歌手。“之前我在另外一家‘永恒’唱片公司出过一张专辑，虽然卖得不好，但让香港音乐圈很多人认识了我。我刚从美国回来，唱R&B，布鲁斯或者Souling风格的歌，这个香港还没有，他们都觉得新鲜。”伦永亮对本刊记者说。黎小田找到了伦永亮，请他为梅艳芳写一些快歌，“因为演唱会开头一定要有三个快歌来活跃气氛”。于是伦用亮就创作了那首R&B曲风的《烈焰红唇》，当年梅艳芳凭借这首歌获得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中文十大金曲奖》。 华丽巅峰：红刺逵� 80年代的香港歌手其实可以分为两类，能去红馆开演唱会的和不能去红馆开演唱会的。能在红馆开唱被认为是歌手个人实力和影响力的最好证明，用这个标准可以区分巨星和那些资质、人气都很平庸的歌手。“这在今天已经不同。现在歌手只要有几首歌、有一点小名气就要马上去红馆开演唱会，自己歌曲不够，唱别人的歌也没有关系。因为唱片公司深知，这个时候不开演唱会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红馆开唱往往有某种结束的意味，而不是一段更华丽的事业的开始。”朱耀伟说。而在梅艳芳年代，唱片公司愿意为歌手来办演唱会，有两个条件：“一是起码积累了将近20首歌作为备唱曲目，二是歌手已经具备相当高的知名度。”梅艳芳1985年首场演唱会的监制、时任华星娱乐公司制作部经理的吴慧萍这样向本刊记者介绍。1985年，梅艳芳已经出版了4张专辑，为配合演唱会推出的单曲《坏女孩》还未出版成专辑，大众就已经朗朗上口那句，“why why tell me why，夜已令禁忌分解，引致淑女暗地里也想变坏……”“即将到来的1985年演唱会就好比一部电影预告片，它的精彩程度决定了梅艳芳之后的演艺事业所能达到的高度。”吴慧萍说。 梅艳芳演唱会是一个类似十字形的四面台，她需要在一首歌曲里不停地变换位置来和每一面的观众互动，吴慧萍利用灯光来给梅艳芳以暗示转场，她就可以集中精力来唱歌。刘培基就有这样的感悟：“时装表演的灯光会追着模特儿，演唱会却需要歌手走位去食灯光。” 1985年演唱会中最为难忘的一幕莫过于开场：先有一个巨型水晶球冉冉升起，接着梅艳芳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从台中央缓缓浮出。洪罗拔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坐在台下，心里想起好友出道时被人叫作“白粉妹”、“文身婆”的辛酸，又看到她今天像女王一样出现在舞台上，眼睛立刻涌出了眼泪。这正是刘培基设定演唱会主题的想法：“阿梅自小从荔园游乐场唱到酒廊，然后获得新秀冠军，是时候‘尽显光华’，这四字闪现在脑中，于是演唱会就定名‘梅艳芳尽显光华’。”出场的一幕是刘培基与吴慧萍联袂打造的结果。吴慧萍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为了配合‘尽现光华’的概念，我想到了水晶球这个道具。在球还没有升起来之前，我就用了很多追光打到观众席上，好像巨星散发出的光芒触碰到每个人。在水晶球升起来后，又有很多镭射灯光从四面八方打过来，继续一种光芒四射的效果。”梅艳芳踩在一块玻璃板上升起，戴着一顶刘培基从意大利买来的带有金色刺绣的Valentino丝绒帽，黑色的裙装上也缀着大颗闪石。“这一切设计都预示着梅艳芳要从此刻开始发光发亮。”吴慧萍说。 梅艳芳在1985年的演唱会上最后唱的一支歌曲是《孤身走我路》。这样的歌曲编排还有一段故事。吴慧萍说，在最后一支歌选择上和音乐总监黎小田意见不能统一。黎小田希望最后一首歌是《似水流年》，因为这首抒情慢歌在当时已经脍炙人口，但吴慧萍坚持要这首《孤身走我路》。“最后我将歌曲的编排录了两个版本给所有工作人员来听，大家来投票，还是《孤身走我路》来结尾最好。里面有种悲凉的味道，又能听出歌者的执著，让观众在演唱会结束后还能牵挂着梅艳芳的命运。” 首次演唱会梅艳芳连开了15场。1986～1987年跨年，梅艳芳在香港红馆创下连开28场演唱会的纪录，赢得“梅廿八”的称号。之后她自己又刷新纪录，在1990年开的“夏日耀光华演唱会”和1991年“暂别舞台演唱会”都?到30场。2009年，经世界纪录协会评定，梅艳芳以全球个人演唱会总计292场当选“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最多女歌手”。 连开多场演唱会对歌手体力和唱功都是极大的考验。梅艳芳的徒弟、也曾夺得第七届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冠军的谭耀文就告诉本刊记者，梅姐言传身教给他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无论自己发生什么状况，一旦走上舞台，都要呈现出最佳状态。直到1991年“暂别舞台演唱会”时，谭耀文看到梅艳芳的表现才明白意志的力量可以多么强大。“那次我们在后台就得到消息，说梅姐感冒很严重。结果她还是照常上台。有一段我们一起又唱又跳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停，下台后我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瘫坐在后台大口大口地吸主办方给我们准备好的氧气。这个时候音乐声响起来，我们又听到了她的歌声。”由于每场演唱会都涉及主办方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连开的演唱会之间很少能休息。“除非真的是站不起来，否则临时身体出问题，都是可以打维生素之类的药物，帮你撑过几小时。”谭耀文说。就算在梅艳芳生命最后的8场“经典金曲演唱会”，以她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只在中间休息了两天。“如果你把每天的镜头对比来看，就会看到一个越战越勇的梅姐，她在观众的掌声和欢呼里仿佛肿瘤慢慢消失了。” “在今天，难得有梅艳芳这样如此认真投入的艺人，演唱会的制作环境也发生了改变。”梅艳芳生命最后演唱会的监制金广诚告诉本刊记者，“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身为歌手却不记歌词，依赖舞台上的提词器，这个设备在80年代是没有的。”金广诚当年师从吴慧萍来学监制，后来开始独立操刀梅艳芳的演唱会。在歌曲编排上，那种讲求情绪传达能有起承转合的设计也变得愈发艰难实现，“因为现在歌手曲风不够丰富，好像从头听到尾都是一种感觉，组合不成一个让人回味的故事”。 （感谢北京的梅迷朋友张嘉旋；百度贴吧的梅迷朋友；香港梅艳芳国际歌迷会；香港芳心荟；圣雅各福群会KannieLam小姐；香港乐评人冯礼慈；澳门大学李展鹏老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