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与赵本山 冯导上任 三把火从哪烧起 一个聋子看别人放爆竹，很纳闷：“好好的一个花纸卷，怎么说散就散了呢？”说起春晚，很多人其实也有和这个聋子一样的费解心情：每一个元素都精挑细选了，每一个细节都认真打磨了，能人猛人也调上去了，金山银海都花进去了，好好的节目，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而且越折腾越落不着好？非得冯小刚出手扭转乾坤。 想要指望冯导妙手回春，先得对症下药，看看春晚难在哪儿。 春晚最难的是题材。这一点体现在重头戏——语言类节目中最为明显。农民工、邻里关系、城市建设、夫妻关系，一定要在这些作品中体现，而且还要正面体现，原因如《三鞭子》作者崔凯所说，“春晚整体氛围是喜庆的，‘年三十晚上死头驴，不好也得说好。’讽刺谁都不合适，要避免得罪各个阶层。”要歌颂也要与观众产生共鸣。于是，当在下岗工人数目剧增时，春晚暗自鼓励大家“多想想自己，少埋怨社会”；当城市小广告铺天盖地时，春晚善意规劝张贴者“来到城市，这也是你们的家”；新婚夫妇买不起房，满足不了“丈母娘的刚性需求”，春晚就把错怪到了丈母娘的头上，感动了丈母娘，就算没房子两人也能好好爱好好过。捡钱该不该还，堵车该怎么办，春晚翻来覆去地告诉大家要淡定，淡定，再淡定。这些主题都没错，只是作为节目展现在观众面前，大家却觉得原本应该犀利、痛快讽刺的被悄悄隐去，事件之中身体、智力、社会身份处于弱势的一方反倒还要接受被调笑的命运——谁不知道下岗要马上找工作，进城务工要找不招人恨的活干，堵在路上你就是骂得石破天惊也还是没辙？ 春晚另一个难点在于固化的形式，这个形式形成于1993年，总结起来是，“一台晚会四五个小时，20多首歌曲，占70-80分钟；小品相声加起来9-11个，占两个多小时；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戏曲、杂技、独舞以及仪式。节目的进行中，每小时都有起承转合和一个高潮。高潮点会在40分钟或者60分钟时出现，然后会再通过一个板块或者一个节目，造出一个兴奋点。”此外，春晚还必须承担国家政事和大众娱乐对接问题。绑定了如此之多的要素，春晚早就不是1983年靠编排、娱乐内容取胜的联欢晚会，而是成为一个仪式，一个春节民俗，一种主流文化。春晚的每一面，都映射着某一部分。这就难怪它会受到一些质疑和指责。 春晚难点之三在于积习太多，非个人能左右。前央视主持人马东对此有言：“春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惯性，不由创作者所决定，绝不是任何导演能够去左右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导演就是执行者，你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在自己的层面上把它完成。” 因此冯导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春晚重新搭建起国家和个体之间的通道。这个晚会背后有强大的惯性和宏观意识，能轻易淹没个体的思维，以及由此产生的创新和变化——拔掉春晚“钉子户”，根除植入广告，取消自娱自乐、自我安慰的“最喜欢节目”评选哪个不是创新？但面对31年春晚已经自成体系的串词、节目结构、主持人，甚至服装、色彩、说话的腔调、表情，任何创新都显得黯淡无光。想改，不容易。任何一点改变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因为这是一台“万众瞩目的晚会”，其中涉及的所有力量都想对这台晚会发言，这其中也包括春晚所面对的13亿观众，他们呼吁变革，但他们的提议和期待差别是如此之大。 文/本报记者 祖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