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仕贤的时闻轶事:伍仕贤，电影导演，美国籍。第一次与伍仕贤聊天，最好的方式也许是闭上眼睛，竖起耳朵。这个“外国哥们儿”的京腔实在太好，一时半会儿还真的适应不了。哦，对了，真不该这么称呼他，在北京待了11年，他就烦这个。“也许大家觉得我长得像老外吧，但在美国，人家又觉得我像中国人，很好奇地问，为什么我英文说得那么好。”说到这，伍仕贤露出了他招牌式的大笑，尾音有点像周星驰。其实英文中文，原本就是他的母语。 出生在台湾南投的伍仕贤，爸爸是美籍华人，妈妈是美国人，他那特中国的名字是祖母按家谱取的。“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外省人特多，都说普通话，不说闽南话。”伍仕贤说，虽然在家里说英语，但打小他就没把自己当外国人，“小时候没有身份概念，我弟是金头发，完全像个老外，我还能混过去。那会儿，看到外国游客，小朋友指着人家叫“老外”，我也跟着指，没有人觉得怪，现在想想真有点好笑。” 9岁时伍仕贤到了美国，除了平常上学，周末还要去华人学校学中文。在整个中学时代，伍仕贤随父母游历了二十多个国家，锻炼了他超强的语言适应力，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京腔”却成了他长大的标志。 1995年，美国念大学的伍仕贤，突发奇想要到中国学电影，那时，中国电影开始在国际上频繁获奖，当时伍仕贤只是想来短期学习，没想到这个决定却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会儿不像现在有网络，资料也不好查，查了很长时间，才知道中国教电影的学校只北影一所。我打电话到学校，我说，喂，是北京电影学院吗，那边说，你哪个单位的，我根本就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特逗。”当时伍仕贤对中国的理解，还是以台湾作参照，对大陆人文环境知之甚少，北京话很多听不明白，但凭着年轻气盛，那年初秋，伍仕贤还是来了。临行前，同学和教授送他的话是——“你真傻。” 来到北京，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顺利，电影学院通知他要等三个月。名胜古迹，对一个20岁的小伙子来说，实在是枯燥了点，在长城、故宫逛了一圈后，闲得只剩热情的伍仕贤到开封投靠他一位在河南大学学中文的师兄。到了河南，他关于中国文化的所有经验似乎全靠不住了——开封话听不懂，吃饭吃馒头。待了一个月，伍仕贤有些杠不住了，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去了上海。 伍仕贤终于接到了电影学院的通知，那时北京已进入冬天，“刺骨的北风、灰暗的天空，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302公交车在没有一点颜色的北三环穿行，一棵草都看不到。”在伍仕贤的脑海中，上世纪90年代中的北京，是由一组充满压抑和冰冷的长镜头组成的。但伍仕贤很快发现了北京的好处，对北京他完全就是个自来熟。 那几年，正赶上迪厅流行，伍仕贤迷上了蹦迪。“说实话，以前在美国根本没去过迪厅，美国不到21岁是不让去那些地方的。那会儿三里屯刚刚开始火，还不像现在这么俗，也常去。”伍仕贤从那时候开始，接近北京人的生活，开始认识北京。多年后，《独自等待》推出，人们发现这个“老外”竟如此熟悉北京年轻人，伍仕贤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自打到了北京，他很快就成了这伙人中的一分子。 “北京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缘份，每次我想离开的时候，它就会把我拽回来。”1998年毕业，买完回美国的飞机票，兜里就剩下了不到200元人民币，伍仕贤准备跟同学们告别，但临行前的头一晚，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问他愿不愿意拍广告，他的第一念头就是“哥们有钱赚了。” 原以为会有些悲情的那个夜晚，最后变成了充满笑声的赚钱誓师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伍仕贤和他的那些哥们成了电视广告界的青年禁卫军。“那会儿很单纯，以为电影学院一毕业就会有人找你拍电影，后来发现能拍广告就不错了。 在北京的“流窜”生涯正式开始后，从五道口到万寿路，再到亚运村，伍仕贤每次搬家，都伴随着事业的变化，搬到亚运村那年，他的电影短片《车四十四》获得了第58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奖。这一阶段，赶上了50周年大庆与申奥，北京正在疯狂的变化，这与当时伍仕贤的心情正好合拍，“北京的颜色一下子丰富了，很多新楼在建，当然有很多楼盖得很对不起观众，一些旧楼在重新粉刷。这些变化很直接，有时会让你莫名其妙的激动。不像美国，二十年前去的地方现在去还是一个样。”伍仕贤眼中的北京越来越像洛杉矶，很大，也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堵车，2005年，伍仕贤搬到了东直门外，这一年他的《独自等待》上映，好评如潮。 “我不太喜欢北方菜，像北京菜都是酱油色，味道太咸太厚，我还是爱吃南方菜。时不时也要吃一次西餐，西餐也换着吃，意大利的、法国的。”因为妻子龚蓓必是福建人，现在在家里做饭也是南方口味，朋友聚会也常常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伍仕贤的味觉系统也慢慢地被家常菜定了型，“现在北京的餐馆选择也比原来多多了，但可能是年龄大了点，不像以前总爱去尝鲜?想想还是家里的饭最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