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上海书展开幕的第一天。易中天没有选择上海展览馆中央大厅设置在中央位置的主活动区，而是用一个偏厅的小活动区来发布自己的两个大消息——出版16卷文集、授权将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高高的树上》改编成影视剧。或许最近是非不断的易中天，想在这个大场子里低调再低调些，但开场前的插曲注定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开始——读者进入后，竟被告知不能见面和签名，以至于被“赶出”后还有为数不少的“痴心”读者在门口大喊：“易老师，我买了你的书，请给我签个名１ 读者在外等待，易中天也不好受，因为他在场子里接受“拷问”。因为两大签约仪式原定一个半小时的活动，结果被简化到“签字盖章握手照相”，足足留出一小时的空当。记者们问什么的都有，有些怪问题，难免被易中天抢白。最后，对媒体越来越不耐烦的他干脆说：“我就是出来打酱油的，有时候不小心看见什么事，就出来说几句。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考虑。所以你问的问题，我也不会想你有什么企图。所以你放心。” 关于“抄袭事件” 回答：我支付了使用费 大家熟悉易中天的渠道，一是电视，二是书籍。但说到易中天的作品也能被改编成影视剧，可能许多人都要打个问号。《高高的树上》是一部中篇小说，曾在《小说界》发表，2008年4月又被收录在同名杂文集中出版。“我和杨先生都在研究一个东西，叫做‘学术泡沫’，它不同于学术腐败。用5个字来概括，就是‘认真地扯淡’。” 杨先生是青岛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杨曾宪，之所以请他来，是因为他提出了“高兴学”，而2008年小说出版时，易中天也因此被卷入“抄袭事件”。 易中天说，“高兴学”是指一些学者为了完成职称评定或是升级硬指标时，找一些假问题来探讨的现象。“我把‘高兴学’写在小说里虚拟了一个城市，其中有学术泡沫牵扯出的学术腐败和官场斗争。当时我就找到杨先生签了授权协议，当然，也支付了使用费。 关于“改编权” 回答：杨先生可以拿分成 不过，究竟当年付出了多少“使用费”，易中天一律模糊带过。“那个时候要给杨先生，他还说不要。后来付了一些，但在今天看来是很少的数目了。”易中天如此解释。至于“改编权”是多少，天意影视的吴毅也帮忙打马虎眼。“我只能说，对于影视剧改编这一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因为易教授的分量在这里。”有记者又问《高高的树上》版税是多少，易中天也是一带而过，不愿谈及。 那被改编成影视剧后，是否还要继续分成给杨先生，易中天百般无奈，终于回应：“2002年的时候我绝对想不到有2009年发生的事。实话实说吧，我是出于尊重，我为什么要用‘高兴学’？我用‘生气学’、‘快乐学’都可以。宁可担着被媒体说剽窃、抄袭的风险，我用了。不过当时还有一个附则，就是只用于文学作品创作，现在这个授权书得重新签。杨先生不仅可以拿分成，还能规定这个创意至少可以卖不低于多少钱。”杨曾宪听了，赶紧总结：“我一辈子收的学术著作的稿费都没有‘高兴学’这3个字高。” 当然，也有人好奇，这部有点荒诞的小说究竟会改编成怎样的电视剧。曾担任《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制片人的吴毅表示，风格会类似20多年前的老电影《黑炮事件》。不知道易中天会不会涉足影视圈当一把编剧？“我们也想请他，但是被他拒绝了。我们一定会慎重挑选编剧人选，如果准备时间够快，明年年底可以推出。” 关于自己作品的价值 回答：你问错人了 尽管“学术超男”的称谓如今已有些过时，但易中天说话依然麻辣——有人问，“经济不好，书的销量下降了么”，他回答： “金融危机下，很多人不知道该去干什么，就重新回去读书。这是好事。”再补了一句“不同的作者，影响不同”后，便一个“推手”，将话筒移向另外一边。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郏宗培见状立即接话：“《先秦诸子百家》从元旦到现在售出了30万份。如果不遇到(金融危机)，可能会更好。”不过，易中天却不领情，撇了撇嘴，扔出“那倒未必”4个字。 有记者问易中天，觉得自己作品的最大价值在哪里，因为许多家长都把它选为孩子的读物。“哈，你怎么来问我，你问错人了。你问我这个问题，就好比在问一只鸡，‘你觉得你下的蛋别人会喜欢吗？’你要我怎么回答你？作家的义务就是提供优秀的作品，母鸡的义务就是生产合格的鸡蛋。至于蛋最终是被做成了松花蛋、水蒸蛋还是被遗忘成了臭鸡蛋，我根本管不了，也不关心。”(时报特派记者程茗慧发自上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