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陈可辛：现在没任何灵感拍爱情片了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爽 陈可辛的新作《亲爱的》离9月26日上映还有十多天的时间，但他一早就明言这部电影“只能用人传人的口碑去宣传”。于是他带着剧组去了刚结束的威尼斯电影节，9月2日又在清华大学举行了千人点映场。上周六，陈可辛带着《亲爱的》又来到了广州暨南大学举行了点映。 从之前古装武侠大片《十月围城》和《投名状》，到之后的《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的这种现实题材电影，香港导演陈可辛的转身自如而顺滑。其中，《亲爱的》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刻划细腻，即使很多出身内地的导演也未必能做到。 《亲爱的》根据社会新闻改编，基本上是个悲伤的故事。陈可辛说人生本来就是悲观的，“生出来就是看着你一个个喜欢的人离开，最后自己也离开，这个就是人生的旅程。我的电影里面主基调都是比较悲观，但总会有一些比较温暖，比如友情的东西。悲观的人觉得我乐观，乐观的人觉得我悲观，我永远都是在中间”。对于之前那些备受观众喜爱的爱情电影，陈可辛坦承：“我现在确实没有任何灵感拍爱情片了。” 责任感：我不喜欢说教和被说教 被拐儿童一直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这部《亲爱的》上映后，相信会引起大家再次关注。影片中张译扮演原型韩德忠，还在寻找丢失的儿子，韩德忠特别让陈可辛把孩子的照片和联系电话放在影片的最后。当天点映结束后，有观众激动地称赞陈可辛有“社会责任感”。 但陈可辛觉得自己只是在做电影，责任感是衍生的东西，并不是他最初的出发点，“我很少拍社会新闻题材，我不喜欢说教，也不喜欢被说教，社会新闻题材很容易有说教味。我觉得电影哭也好，笑也好，还是应该有情感的东西”。陈可辛之所以拍摄《亲爱的》，还是在于他觉得原型故事太吸引人，“但很多时候拍电影是逃不了一定社会责任感，因为电影是影响很多人的现代文学”。 剧本写完后，陈可辛拿给赵薇看，赵薇就说他很有社会责任感，“我说我从来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回头来看，那个原型故事打动人，我把它拍成一部打动人的电影，也会达到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功能。但社会责任感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摆在前头，说我这个电影是为了打拐拍的，拉着横幅说我是有社会责任感的，那样吸引不了观众。但只要这个戏能够打动人，观众自然会关注拐卖儿童这些事情，自然会达到社会责任感的功能。” 接地气：放低身段重新去学 香港导演拍内地题材其实不少，像陈可辛这样做到真正接地气的不多。《亲爱的》除了谈打拐，还涉及到城乡二元化、农民工等很现实的议题，但影片的处理和表现非常自然，在国产片中也不多见。 陈可辛觉得每部电影都要担心接地气的问题，“不接这个地气，也得接别的地气，我总是要对一些陌生人和事进行一些展现。”可能唯一不一样的是，那些古装片没有活在当下的感觉，陈可辛说：“但导演每个电影都是要建立一个世界，建立世界的过程中你会受到一定的压力。” 他说拍《中国合伙人》也好，拍《亲爱的》也好，人性和情感的东西总是共通的，“就算我是美国人，但只要你对身边的事情有观察，你拍情感的东西其实没有地域的障碍，但有些细节要弄好，台词、衣服等都得搞好，这些其实演员都可以帮你把关。这些必须是他们都知道的。” 所以陈可辛觉得接地气对他来说不是很辛苦的事情，拍古装片可能更辛苦，因为很多技术性的细节他不懂，“但情感方面，我了解”。 当然他也注意到另外一种意见，就是来自香港的他不拍本土戏，而是去拍内地题材，“可能大家觉得我妥协，但八九十年代的港片，其实都是类型片，那时候我都能在香港生存，现在有多难呢？那时候才辛苦呢，所以我特别不理解，现在观众对于卖钱的就归为商业片，将我以前那些全视为文艺片”。 《甜蜜蜜》之前的7部戏，陈可辛说为了符合市场都是很委屈去拍。如何做到接地气，他说不知道怎么给人建议，“真的要放下身段，别想以前怎么样了，以前是以前，你要看现在的情况，重新去学，你会像新导演一样，很刺激”。 正能量：讨厌这个词喜欢这种信念 陈可辛对人生持悲观的态度，《亲爱的》也笼罩着一片压抑的气氛，角色基本都是悲剧人物，但他还是想保留一点人间有情的东西，所以设计了律师佟大为的角色。 陈可辛说道：“他讲了一句最重要的对白，就是大家都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事情，这个社会就会更好一点。”这个角色最开始算是一个混蛋、骗子，一心想为了赵薇那5000块，但后来不但把钱还给她，还一心一意地帮她，“这个其实是不太常在这种悲观事件里出现的角色，因为太好人好事，但我就会在电影里加这种好人好事。世界是残酷的，我们走这个路最后一定会悲，但中间可以走得好一点。原型角色给我很大启发，他让儿子与那个拐卖者妻子经常联络，时不时还去看她，这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这确实是人间的温暖，也让这个故事没有那么的悲观”。 陈可辛不想用一个纯粹压抑的方式去拍《亲爱的》，“这个戏本身没有出口，没有希望，包括结局，站在那个角度来讲，我必须制造一个温暖的东西”。他拿着剧本让编剧改佟大为的故事线，“这个其实就是在说4个字：人间有情”。 现在很多文艺片都很悲观压抑，但陈可辛觉得老文艺片都不是这样，“意大利的新写实电影，包括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老的中国电影，其实都是有希望，都是温暖的。”刻意的温暖好像容易被认为是正能量的东西，陈可辛说：“我特别不喜欢正能量这个词，但我特别喜欢正能量。毕竟我们要活下去，所以这个不是拍不拍电影的问题，是人生信念的问题。” 观影快评 催泪指数的确很高，但陈可辛要的不止是催泪 对于《亲爱的》这部寻找被拐儿童题材的电影，来看点映的观众大多带着催泪的看片预期而来，但看完两个小时的电影，很多人发现这部电影的催泪指数的确很高，但是影片并非只想讲一个曲折煽情的寻子故事。 影片涉及很多争议性极强的大众民生议题，更多带出了现实社会的白描景象。 来自香港的导演陈可辛，在他很少尝试的现实题材中，显现了自己掌控更大格局电影的雄心。 刻意克制，杜绝煽情 《亲爱的》根据寻找被拐儿童的真实案例改编。黄渤、郝蕾和张译、张雨绮扮演的两对夫妇因为孩子被拐而成为朋友，为了寻子想尽各种办法，期间经历的苦痛莫可言表。 赵薇则扮演拐卖黄渤孩子者的妻子，3年的共同生活让她与这个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但在法律面前，她不可能成为孩子的母亲，于她而言同样撕心裂肺，为了能与自己的至爱生活在一起，曾经的死对头再次成为冤家。但一个此前认为不可能的事件发生，让最后的结局出乎大家意料，也变得更加复杂难解，陈可辛留下一个开放结尾给大家自行判断。 演员的表演都无可挑剔，黄渤、郝蕾、张译等人演出为人父母在孩子丢失后的茫然和切肤之痛，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的煎熬尤为让人同情。 不过陈可辛并不打算拍一部廉价的催泪电影，虽然哭戏不少，但刻意的不去煽情，而是表现在对催泪戏的克制上。 一些观众看完后也表示意外，觉得和想象中的寻子电影有很大不同。 白描现实，呈现格局 影片以寻子事件为故事主索，在黄渤等人的辛苦找寻中，相关人等经历种种磨难，处在中国社会最基础层面的不少细节也一一展现。比如电话诈骗、贩卖野生动物、城中村、暂住证、城乡差别、规章与现实的冲突等都或多或少的浮现在影片中，这些细节并没有冲淡寻子的主线，但却充实了故事的主体，这一幅当下社会的白描，也让陈可辛导演希望呈现的大格局得以实现。 陈可辛觉得这就是社会现实，但只能说把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放在里面。陈可辛说：“我相信事情的双面性，政策经常是对大部分人好的，我不是要刻意批判什么。”影片能够对中国当下社会做出不那么浮夸和表面的刻划，且出自一个香港导演之手，可见陈可辛的用心和功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