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巍许巍许巍许巍 撰文/李森 年轻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最好的事都在等着你，但你没想到，不好的事也在等着你——这是许巍的忠告。他说，受苦，就是教人放手。 我们来聊聊13年前。那一年，宋柯在电话里劝许巍，你回北京吧。 许巍人在西安，解了约，收了琴，准备“金盆洗手”，与内地的唱片工业一刀两断。过去6年里，这个蹒跚学步的工业体系给过他希望，却又将希望撕成了碎屑。他失落地意识到，自己不仅没有变成崔健那样的旗帜，反而一事无成。他的老东家“红星音乐生产社”，在缔造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内地流行音乐原创厂牌”后，人浮于事，分崩离析。而处子作《在别处》，50万张的销量并不能证明他的无可取代，遑论迟迟无法问世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他想起26岁扛着行李初涉京城时的心气——“我是一定要大干一场的”——结果，“写了两张专辑还到处蹭饭，特别窝囊。” 这几乎是和许巍同时代的歌手共同的困境。在规范尚未建立，却有着惊人需求量的内地音乐市场，他们轻信了时代的繁荣，又对大众的接受程度有着过于乐观的估计；在理想的助燃下，他们草草为自己设立了一个预期值，一旦现实投以不怀好意的棒喝，他们也就沦为了“被动式”：所有困难都能将他们克服，而一切都是困难。 许巍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北京。他一度将失败归结为“做人态度有问题”，他问身边的朋友，“你觉得我是好人吗？”朋友答“是”，“可我怎么觉得自己特别烂呢？” 少年时代，许巍喜欢沿着校门口的田垄“走出去很远”，然后躺在麦田晒太阳，无须开口，只消不知不觉睡过去。这是他与内心共处的方式，它代表了许巍所向往的简单、静谧、自在，以及由此展开的抱负心。这种抱负心首先意味着温暖，其中，既包含了积极的渴望，又暗藏了对成功的不强求。但北京的生活无疑摧毁了这种平衡，在西安，许巍发现“这个东西没了，坍塌了”，他开始钻牛角尖，焦躁、惆怅、迷茫，试图全盘自我否定，并放弃了音乐。他准备效仿过去的战友，开一间小商铺，边经营生计，边治疗抑郁症——直到宋柯来了电话。 宋柯说，你还是应该回北京，就这么一走了之，太可惜。 宋柯又说，我不逼你做专辑，先当个制作人吧。 宋柯还说，恢复工作对你的抑郁症有好处。 “其实他是想让我挣点儿钱，他关心我”，许巍说。 这张酝酿中的专辑就是日后被称为“后校园民谣”代表作的《双鱼》，它是叶蓓签约华纳唱片后的第一次亮相。在此之前，许巍从未担纲过制作人的角色，他更习惯于和自己死磕，借用叶蓓的观察，“太苦了，比较较劲，也不太爱跟人沟通”。叶蓓主动邀请许巍一起喝茶，去北海划船，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聊天，言谈中不施加任何压力，甚至很少聊到专辑。半个月后，似乎是水到渠成地，他们开工了。 《双鱼》发行后，叶蓓把这段日子记叙了下来，写成短文，印在了歌词本首页。但叶蓓不知道的是，开工后不久，独自走在街上的许巍经历过一个清澈的瞬间。回想起来，那个瞬间有如某台精密仪器的重启，“咔哒”一声，谜面被解开，风调转了方向，许巍的人生哲学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刷新。我们，就从13年前聊起。 “当年，我好像观望到了未来。” 记者：给叶蓓当制作人那会儿，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许巍：那段时间我还不太会生活，也不爱跟外界接触，更内向一些。她带我去的那些地方我几乎都没去过，我很少像她那样放松，到处旅行什么的，都知道我整个人是紧的，属于独处惯了的人。 记者：少年时养成的个性？ 许巍：对，从少年时期就是，我喜欢那样。 记者：学吉他呢？是为了某一天站上舞台吗？ 许巍：没有，还是爱好，毕竟世界太大了，只是说你在学校弹个吉他大家觉得新鲜。我初三开始学吉他，高二参加吉他大赛，和别人合作，就是我后来组建的“飞”乐队的主音吉他，我俩是发小，得了第一名，就有更多文艺团体来找我们，但是也没有想过当专业的，因为还要考大学，那个是主要目标。 记者：但想象过一个只属于你的舞台吗？ 许巍：嗯……你这么一问我想到了，给叶蓓做专辑的时候，有天下午，就这个季节，我在街上走着，突然就站住了，脑子里闪现出了一个场景。我似乎看到，如果未来我真有成功的那天，不像现在点儿这么背，比如开演唱会，应该是什么状态？它应该是在环形的体育馆，四面台，我站在中间，全场人跟我一起大合唱，生命特别灿烂——就那一刻，好像有点值得向往。因为我当时已经对音乐失望了，天天琢磨在西安开个店，甚至准备做完叶蓓这张还回西安，就挫折一直挫我，挫得我不想干了。结果有意思的是，我人生第一场演唱会，2005年8月13日，真的就是在那样的四面台，观众跟着大合唱，我突然觉得，嗯？这一刻吻合上了，当年我好像观望到了未来。 记者：在红星生产社那些年，你过得不好？ 许巍：除了崔健，80年代时势造英雄，就他一个人成了里程碑，其他的都是昙花一现，大部分人过得不是太好，像我，没法儿养活自己，只能生存，但想过得好一点不太可能，主要是没机会演出，所以就挨饿吧。所以说那时候为什么不想干了，也是因为各方面的压力，二十几岁还没感觉，觉得青春无敌，到29岁那年，明年就30了，突然特别害怕，怎么就一事无成呢？ 记者：一事无成的感觉不能通过音乐弥补吗？ 许巍：唯有弹琴的时候我才觉得，哎呀，这事儿太美好了；但把琴一放下，就得想下顿饭在哪儿，就又开始慌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多我同时代的都这样。 “有的东西不是我能左右的，到现在也左右不了。” 记者：那你有生命被浪费了的念头吗？ 许巍：倒是从来没有。有一天我跟一特别好的朋友——他是书法家，比我大很多，属于我的老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脱口而出，说我现在觉得，我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天的时间，他说当然了，你这样想证明你心态就健康了，所以我才写《完美生活》。那些好的不好的，其实都是人生的味道，人生应该是各种味道的集合，但是人一般都趋吉避凶，都喜欢乐，其实苦了你也接纳的话，感受会不一样。 记者：你是本来就不怕苦，还是吃得多了才不怕的？ 许巍：吃多了就不怕了，真的。谁都不愿意去经历那些挫折，医生说这人都快自杀了，说没就真没了，你知道吗？我父母一想到我都后怕。但是过来以后，我突然一身冷汗，觉得在一刹那我终于战胜了它，我回来了，我被那么多人爱，有责任珍惜生活。 记者：抑郁症之前，你坚信自己肯定不会得，对吧？ 许巍：对，可它还是来了。生命太无常，就像我写《那一年》的时候，年轻，觉得明天一定会很美，一定是最灿烂、最精彩的，所有最好的事都在等着你，但你没想到还有不好的事也在等着你，这就是成长。 记者：这话太励志了点儿…… 许巍：所有的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的过程。总是挫折挫折挫折，各种失败，各种拧巴，到最后，你会有一天突然觉得说，哎呀，人总得经历这个，你还得往前走，自然的就会，它是种本能吧。 记者：本能？ 许巍：真的是本能，就很多事你越看越淡，不是说非得要怎么着了。我后来决定回来做音乐的时候，根本就没抱着“这回要大干一场”的念头，不是的。第一次来北京，二十多岁的时候，真的是拿着行李说“我一定要成为像崔健那样特别牛逼的歌手”，但经历了那些过程，我自己也反省了很多，因为我要关注不止是成功的概念，也突然觉得，很多事情是自己之前态度上不够洒脱，光顾自己梦想，好多问题，自身的问题要解决。当我回来，终于有机会又签新的公司，我那时候在想，大概四十岁以后，我挣点钱吧，然后去云南开一个客栈，可以过闲散的日子，就不干了。年轻时候的那些梦想，没有也都无所谓，首先是放下了，因为这个音乐圈，有的东西不是我能左右的，到现在也左右不了。 “肯定有人一生都会跟我在一条路上走。” 记者：你很在意可能性，或者说人是不是更“宽”了这件事？ 许巍：对，只有这样，我才能做到既不离开音乐，又不用改变自己。写《时光·漫步》的过程中，我又真正开始学习传统书法、艺术、绘画，古代人物传记我也看，就已经不像原来，一定要成为摇滚明星，而是更希望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比如我的编曲可以更像山水画，可以通过我的歌声，传达那些在我抑郁的时候，曾经救过我的命的音乐——我会想这些东西，想音乐的功能性。 记者：你知道自己的《蓝莲花》已经被放大成了“许巍式避世精神”的符号了吗？ 许巍：其实《蓝莲花》是献给我精神上的偶像玄奘大师的。但就像你说的，它确实变成了一个符号，每次在音乐节全场大合唱，那种氛围，大家的感动，包括我的琴上也印着。佛经里讲，优钵罗华就是蓝莲花，它代表一种精神力量，象征一种生命态度，而且它应该超越我。我和李延亮经常聊，做音乐的人，被音乐眷顾，能把音乐最美好的传达给更多人分享，但音乐一定比我们伟大。音乐人一定要明白，不能说音乐为我所用。 记者：你回避了“避世”这两个字。 许巍：我是过了一段比较出世的生活，但我没有停止对音乐和艺术的学习、思考，包括对音乐的练习，只是我远离了公众视线。我不喜欢曝光，并不代表我没做事。很多人说，许巍这人不见了，怎么会这样？他是不是就消极了？我听到过类似的言论，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真实地过了一段安静的生活，心如止水，这种生活，跟我写《爱如少年》时的真实，写《两天》时的真实，完全一样。所以我说，我的成长跟别人没有关系，只跟我有缘的人，肯定有人一生都会跟我在一条路上走。 记者：你也总有一些高频词汇，比如温暖，光明。 许巍：对于这个，我想说，我看到的世界跟你们不一样。不是我有什么神通，不是，是我的心，我现在坐在这儿，头顶上的东西，你可能想的是太阳，但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上面有，这是真的。你不一定要相信我，但我知道他在看着咱们，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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